平易之药愈重症

　　 　　针对误治坏病、束手待毙者，王孟英用药皆展以轻清，忌投刚燥。本案告诫我们：勿以药太平淡而疑其不足以去病；平易之药，轻淡之方，每可以愈重症。

　　 　　《分类王孟英医案》卷二·胀门有一个疑难重症，治疗过程颇多曲折，患者何氏妇，年未四旬。本病开始时并不复杂，仅是腹胀善呕，但曾经多医误治。其中有云寒凝气滞，劝其吸鸦片烟以温运者；有云冷积而用蒜灸者；有云劳损而进以温补，等等。后来病情恶化转为危重证。除腹胀加剧外，还兼有腹泻，大便日泻十余行，小溲短涩，两腿肿痛，痰多善怒，不饥消廋，闭经，舌绛无津，脉弦细数，乃至卧床不起，已束手待毙，仅不过请孟英一诊，“以决危期之迟速，初无求愈之心也”。

　　 　　此时的王孟英面临如此棘手的重症，并没有推却，而是尽力挽救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“平生不畏大症”，真可谓“艺高人胆大”也。王孟英历来善于在诊病过程中运用虚实互求法以辨证，即于虚证中当求其实，实证中当求其虚，于此证之治亦然。尽管此患者已骨立形消，卧床不起，但王孟英却从病人的眼神及声音中见到其正气尚存——“惟目光炯炯，音朗神清，是精气神之本实未拨，病虽造于极中之极，却非虚损之末传也。”

　　 　　尤其是他从患者所泻大便之热而且腻，断其并非肾虚脾败之泻，故可久不安谷而延之至今。接着他分析本病的病机云：“殆由木土相凌，为呕为胀，洋烟提涩其气，益令疏泄无权；蒜灸劫耗其阴，更使郁攸内烁；进以温补，徒为壮火竖帜而凅其津；溉以滋填，反致运化无权而酿为泻”，“固之涩之，煞费苦心，余谓赖有此泻，尚堪消受许多补剂。”

　　 　　这就是说，固涩，温补，滋填，治皆错误，更令疏泄及运化无权。此病证虚中夹实，而以实为主导，由实而致虚，其所谓实者，即热壅也。

　　 　　接下来，王氏结合此病例发表了一段堪称经典式的文字，那就是关于气的流通不愆在人身之重要性，以及它与肝、肺、胃、脾的密切关系。他在医案中这样写道：“夫人，气以成形耳，法天行健，本无一息之停。而性主疏泄者肝也；职司敷布者肺也；权衡出纳者胃也；运化精微者脾也，咸以气为用者也。肝气不疏，则郁而为火；肺气不肃，则津结为痰；胃气不通，则废其容纳；脾气不达，则滞其枢机。一气偶愆（愆：停滞），即能成病。推诸外感，理亦相同。如酷暑严寒，人所共受，而有病有不病者，不尽关乎老少强弱也。以身中之气，有愆有不愆也。愆则邪留著而为病，不愆则气默运而潜消。调其愆而使之不愆，治外感内伤诸病无余蕴矣。”

　　 　　这就是他提出的“百病皆由愆滞论”，以及治疗一切病所应遵循的法则，即所谓“通法”（通可调愆）。这段话不仅针对此病例而言，而且已上升到理论的高度，从而具有更广泛的临床指导意义。这里他结合病案以阐述医理，就更显得生动具体。

　　 　　再联系到此病例来说，王孟英认为：“今气愆其道，津液不行，血无化源，人日枯瘁。率投补药，更阻气机，是不调其愆而反锢其疾也（这就是前医在治疗上所犯的错误）……然汛断于腹胀半年之后，是气愆而致血无以化，非血病而成胀矣。肿处裂有血纹，坚如鳞甲，显为热壅，不属虚寒。” 这里他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诊断结论，即病机为“热壅”。因此他认为其治法应当是行气调愆，泄热养血，展以轻清，忌投刚燥，须避滋腻，宜取流通。以气行则热自泄，热泄则液自生。

　　 　　正徐洄溪所谓“病去则虚者亦生，病留则实者亦死”。故其处方用沙参、竹茹、丝瓜络、银花、楝实、批把叶、冬瓜皮、黄柏、当归、白芍、麦冬、枸杞出入，以水露煮苇茎、藕汤煎药；复诊乃参以西洋参、生地、黄连、花粉、薏苡仁、栀子之类；最后以虎潜丸方熬为膏，用藕粉捣为丸以善后。以上用药皆取轻清流通之品，绝不用刚燥温补。其最后治疗结果竟然是：肿胀皆退，肌肉渐生，便溺有节，两月后可扶杖而行，乃至健步经通，遂以康复。可以说达到了“肉白骨而生之”的奇迹般的效果。这就是名医的真本事。

　　 　　此案同时也印证了王孟英通法理论在临床上的实际应用。他通过本案告诫我们：“勿以药太平淡而疑其不足以去病也”；“设知此义（指通法的灵活运用），则平易之药，轻淡之方，每可以愈重症。”——旨哉言乎！

　　 　　然而，欲以平易之药治愈重症，必须得有不平易的功夫，必须学养功深，孜孜以求，方能在平易中显神奇，所谓百炼钢，化为绕指柔也。这就是名医的素质及其可贵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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